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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2 5:25:36  作者:  来源:  浏览: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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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主改革50余年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广大西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行使,也充分证明了西藏地区民主改革这场50余年前波澜壮阔的社会改革运动对于西藏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因此,2009年决定设立“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可谓是一种迟到的铭记,而学界目前对于西藏地区民主改革的研究投入,也远无法与这一社会改革运动的重大意义相提并论。甚至,一定程度上,国外政学界对于西藏社会发展的缺乏了解,固然有地缘政治背景下的熟视无睹、东方学的话语迷雾、刻意混淆视听的文宣攻势等原因,但也和我们自身对于西藏地区民主改革这场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的研究、宣传不足有关。环顾世界人权发展史,能与百万农奴解放相提并论的大概也就数得上美国的“解放黑奴宣言”了,但美国关于林肯和废奴的书籍、出版物、电影不计其数;而“西方学界关于西藏历史的研究大部分写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关于西藏民主改革这一段历史的学术著作十分稀缺”,因此,当西藏民主改革这一体现西藏从封建农奴制到社会主义制度变迁、体现广大西藏人民从农奴到国家主人之政治地位变化的研究缺位,而大量以讹传讹的“香格里拉”神话大行其道时,我们关于西藏发展的外宣效果自然会打一定折扣。

在美国宪法研究中,黑人问题、林肯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从1787年制宪中关于黑人人口代表数的妥协、到后来新加入美国各州是否实行奴隶制的所谓“密苏里妥协案”,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史上一直羞于提及的斯科特案,一直到因为黑人问题导致美国政体分裂、南北战争爆发,最终林肯下令平定南方叛乱势力、并发表了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乃至重建时期对于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都是美国宪法研究者孜孜不倦的研究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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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传》[美]詹姆斯·麦克弗森 著 田雷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而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尽管其意义不亚于林肯当年的废除奴隶制,且在一些具体权利保障方面比当时的美国政府还贯彻得更为彻底,西藏地区民主改革本身也涉及到国家政治制度统一、人民当家作主、人权、政教分离等典型的法学话题,但却一直缺乏从法学视角上的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而从平等、自由、政治权利、人权、政教分离这样一些现代宪法的基本原则出发,或许更能揭示香格里拉神话背后旧西藏地方政权的前现代、甚至反现代的政治本质;也由此更能证明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之于西藏人民在人身解放、生存发展、政治参与等全方位权利彰显上的重大意义。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就不揣鄙陋,从民主政治、人权、政教分离等现代宪法制度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出发,对西藏地区民主改革进行法学视角的解读,以求抛砖引玉,促进学界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场重要的宪法性事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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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西藏地区民主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其在废奴的领导者、废奴运动的动因、废奴过程等诸方面和林肯废奴运动也有不同之处。从本质上讲,上世纪五十年代雪域高原上的这场民主改革运动,之所以能体现出比美国重建时期黑人人权保障更为完备的制度优势,其深层原因则是缘于这场民主改革运动所体现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制度优势;广大西藏人民渴望摆脱旧有奴隶制神权统治禁锢、翻身作主人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一种人的解放运动。西藏地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势,也均对民主改革形成重要影响。笔者本文试图从法学出发,进而展示西藏地区民主改革所体现的平等、民主、人权保障、政教分离等现代政治秩序要素。另外,从权利的设置到权利的实现,需要时间,也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作为支撑,对于西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人权保障而言,民主改革是一个“自由的新生”式的重要开端,但并非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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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西藏地区民主改革,废除了旧西藏的农奴制和政教合一的前现代政治体制,进而实现了广大西藏人民当家作主和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彰显;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在国家领土内的统一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基本宪法制度在边疆多民族地区建立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但面对西方部分政客的所谓“法律战”攻势以及“人权”、“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的混淆视听,我们也有必要针锋相对的运用好民主政治、人权、政教分离等这样一些现代政治话语,来讲好西藏地区民主改革这个西藏社会发展中的大事。

一、香格里拉神话背后的前现代政治本质

无论是在西方普通民众,还是藏学界,对于西藏都有各种各样的误读,甚至不乏有认为旧西藏是远离世间纷争、充满宁静美好、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香格里拉”的论调;但只要是本着中立、客观研究立场的严肃的藏学研究者,都不得不承认,以僧侣、贵族为统治力量核心、以封建农奴制为经济基础、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的旧西藏地方政权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前现代的政治体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著名藏学家戈伦夫记述旧西藏地方政权的覆灭与西藏平叛、民主改革、现代化建设的著作命名为《现代西藏的诞生》,而另一位藏学家戈尔斯坦将其书名定为《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则同样指出了西藏要想迈入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世界洪流中,其前提则是“喇嘛王国”这一前现代政治体制的终结;两位藏学大家之所以不约而同的将旧西藏地方政权的覆灭与现代西藏联系在一起,其意就在于揭示旧西藏地方政权的前现代政治体制性质。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旧西藏地方政权的性质归属与存废问题,固然是中国内政问题,但同样也是一种政治秩序塑造意义上的“古今之争”, 如同强世功所指出的,“如果要把中国建构为一个现代国家,在政治哲学上都不可能允许西藏保存神权政治和贵族农奴制。这种冲突是古典与现代之间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就像路德的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一样,是一场围绕现代自由概念展开的搏斗。”尽管关于现代政治体制可能缺乏一个统一的定义,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达成共识的:即强调政治共同体内部公民身份属性、以及人与人的平等地位;强调无论是中央政权还是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都应当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而非神权、君权的至高无上与天然不可侵犯;强调一个政权(无论是中央政权还是地方政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公民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行使;同时,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应当是政教分离的,而非政教合一,宗教应当专注于宗教领域,而不得干预现实政治,拥有政治权力的应当是人民而非少数僧侣、贵族。因此,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超越了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国情差异的宪法学界关于现代宪法基本原则的通说中,即包含有人民主权、尊重和保障人权、政教分离这几项内容。这也说明,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几项指标:人民主权、尊重和保障人权、政教分离。

在旧西藏,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都掌握在僧侣、贵族集团手中,由官家、高级僧侣、贵族这一“三大领主”构成的农奴主阶层虽然仅占西藏人口的5%,但却占有了当时西藏地区几乎所有的农田、牧场、河川、森林等生产资料与生存资源;也基本上垄断了西藏地方政治权力。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连人身自由都没有,遑论其他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行使,更谈不上作为国家的主人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主持西藏地方政权和行使西藏地方政治权力的是以噶厦政权为代表的僧官集团,其核心成员则在西藏地方的诸多贵族家族中轮替,而僧侣集团在西藏地方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则是政教合一体制的典型体现。因此,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地方政权,实际上是一种少数僧侣、贵族掌握地方政治权力、占西藏人口大多数的农奴丧失人身自由、政教合一的一种前现代政治体制,而远非一个没有纷争、人民过着宁静美好的生活的所谓“香格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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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神权政权到普选政权:西藏人民之“自由的新生”

现代政治首先是民主政治,即人民当家作主,而非君主、官僚统治式的皇权政治或者僧侣集团统治的神权政治。民主与专制的区别,被认为是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的首要区别。尽管关于民主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界定,但从词源学的角度讲,民主”(Dnuoxparia或de-mocracy)就是“demo”加“cracy”,其含义是“统治归于人民”或人民主权。而人民主权(非君主主权或是神邸主权),则是现代宪法的首要原则,何谓人民主权,简而言之即是主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集团,而是属于人民全体,因为是人民共同体意志的体现,政府、国家权力的产生均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世界上很多国家宪法均在序言或者正文中对人民主权原则加以再三强调,如美国宪法序言和德意志宪法序言中开头对于“合众国人民”、“德意志人民”之制宪权行使的强调,即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一个典型体现。在具体政治运作中,民主政治或者说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则主要有: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立法权应当属于人民;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虽然由于现代国家疆域、人口的扩大而无法采取直接民主的方式,但选举、公众参与也可视为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或者“人民出场”。总而言之,在现代政治体制下,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而在封建皇权政治或者神权政治下,人民只是被动的臣民或者沉默的信众,国家权力掌握在皇帝、官僚、僧侣手中,而非人民手中。

所以,《共同纲领》的第一条,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54年通过的新中国首部正式宪法在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对于人民民主专政之国家性质的强调,和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政体的强调,均是民主政治和人民主权原则在我国宪法中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人民民主、人民主权的上述宪法言说,均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广大西藏人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自然也应当享有这一权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也正是为了落实和保障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广大少数民族公民享受这种当家作主的权力。

而在旧西藏,政治、经济大权实际上掌握在由官家、贵族、寺庙组成的农奴主阶层手中(即三大领主)。所谓官家,是指“在西藏地方封建政权中包括噶厦、班禅堪布会议厅、萨迦法王三个系统的全部僧俗官员,在1959年共约800人”;贵族,主要包括元以来历代中央政府敕封和由各世达赖、班禅分封的世袭贵族,到1959年尚有200多家,但在这其中,真正和政治权力建立紧密关系的只是二三十家大贵族和中等贵族,这一点也被国外的一些藏学家所洞悉,如戈伦夫即指出,第巴(古代藏王的后代)、雅西(历代的达赖喇嘛的亲属与后裔)、米扎(被封为贵族者)“这三个集团是上层中的佼佼者,只有25至30个家族,他们非常富有,几乎所有政府官员都来自他们之中”;而毕达克通过对噶厦政府中各大家族所占席位的分析,发现“2次或2次以上在噶厦中占有席位的贵族家族,亦即那些经常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家族只有14个”。而寺庙,则是指西藏地区寺庙中的各类、各级活佛以及堪布、基索、格贵等上层僧侣,在1959年,全区共有大小活佛约500人,其中大活佛10人,掌握经济实权的上层僧侣约4000人。另外,这三大领主之间,本身也是一种互相渗透的权力共生关系,如一些大贵族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而将后代送往寺庙,大活佛的亲属则被册封为贵族,而噶厦政府的官员晋升,无论是僧官还是俗官,如一些藏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往往有密谋和贿赂的余地,最重要的贵族家庭的俗官或者贵族出身的僧官都能受到优先待遇”。

因此,当1950年代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等国家机关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之时,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却缺乏起码的人身自由,更谈不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西藏的政治、经济权力仍然掌握在占西藏人口不到5%的僧侣、贵族上层集团手中,这与现代政治体制中公民作为政治共同体组成分子的要求是不符合的。从清末以来,中国就旨在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政治体制,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以社会主义立国,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属性,将公民政治地位的彰显、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也正因为如此,不符合现代政治体制之民主政治体制要求的旧西藏地方政权必然需要进行变革,只是关于变革的时间安排和具体方式有别而已,事实上中央政府对此也表示出了极大的耐心,希望旧西藏地方政府能够认清楚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认清楚世界政治发展中自由、民主、法治的大势所趋,“自动进行改革”,将西藏旧有的僧侣、贵族的神权专制改变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政治体制。但西藏少数部分僧、俗上层却仍然沉浸在中世纪式的农奴制、神权制传统中,并试图通过发动武装叛乱来维护这种前现代政治体制。对此,渴望早日获得平等的公民地位、获得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的广大西藏人民当然不会答应,他们很快投入到了平叛和民主改革的洪流之中,使平叛成为了一场改造旧的封建农奴制、神权政治的斗争。

所以,上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在广大藏族干部、农奴群众直接支援和参加下进行的平叛斗争,是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主权彰显,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统一的必然要求,也如同林肯当年下令平定南部奴隶主叛乱一样,是一场强调自由、平等、民主的现代政治体制与强调少数僧侣、贵族利益的封建农奴制、神权政治之间的正义之争。当年林肯最初也是考虑到了国家政治秩序的和平稳定,而不愿意以武力消灭奴隶制,但美国南部的奴隶主们却罔顾“以自由立国”的美国制宪者的训诫,为了维护奴隶制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而悍然发动叛乱,引发美国宪法史上的“分裂之家危机”,林肯政府果断平叛、解放黑奴,则终于使广大黑奴和美国政治体制获得了“自由的新生”。而在近一百年后的雪域高原上,面对西藏少数僧侣、贵族上层分子发动的这场“分裂之家危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大藏族干部与农奴群众支持下的迅速平叛,同样是西藏人民和西藏地方政治体制的“自由的新生”。

重庆时时彩规律破解:常安重庆时时彩规律破解:常安1959年6月28日至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

普选,作为“公民的加冕礼” ,是现代政治之民主政体和人民主权的重要体现,世界民主史和宪法史,一定意义上就是各国人民普选权范围不断扩大的历史,民主改革后西藏各级政权建政的顺利进行表明了广大西藏人民渴望结束旧的、前现代的政治体制,早日实现宪法所赋予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的强烈愿望;而新成立的西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族裔、界别等构成比例,也说明新建政的西藏各级地方政权,和旧西藏少数僧侣、贵族神权专制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更符合现代政治对于民主、平等、法治的基本要求。结束了几百余年的旧的僧侣、贵族专制政权、顺利实现广大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的建立之“自由的新生”,在表明了西藏人民旨在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愿望和意志的同时,也无疑是中国民主史乃至世界民主史上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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